作为民国时期的“硬通货”，“大洋”在民国不同年月，购买力也有差异。若论“民国初期”，那值得说说的，就是北洋时代（1912—1927）。

“北洋时代”的“一块大洋”有多值钱？经典民国剧《大宅门》里，就有生动呈现：作为老北京土豪的男主角白七爷“纵驴行凶”，放任自家毛驴吃了包子铺八笼包子，气的包子铺老板哇哇大哭。面不改色的白七爷，轻松一句“开眼吧小子，我这牲口就爱吃带馅儿的”，接着甩出一块大洋，果然叫包子铺老板破涕为笑：“那位爷，您这牲口什么时候饿了就上我这儿来。”

以学者李开周的考证，在1914年的上海，一块大洋可以买44斤大米。对比现代大米价格的话，换算下来约等于145元人民币。论其购买力，在那时更是丰富：在1914年的上海，拿一块大洋下馆子，可以吃四五道菜的套餐，全是牛扒、烧鸡、火腿等“硬菜”。1917年时，北大新入职的青年教授，哪怕每顿都吃“两碟菜一碗汤”的精品餐，每月也花不到九块大洋。甚至北洋时期的北京，六个人去东来顺涮顿火锅，也就花一块大洋。

所以也就能明白，为什么《大宅门》里，收了白七爷一块大洋的包子铺老板，为什么立刻乐得满脸开花：八笼包子卖出一顿“精品套餐”的钱，搁谁不得乐？

如此购买力，也造就了许多民国名流笔下，与“大洋”有关的幸福生活。以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话说：“那时（北洋时代）北京的生活费用真便宜”。而北洋时代的各位“大师”“文豪”们，也常妙笔生花，精致刻画当时衣食住行的生活趣味，叫百年后的读者读起来，都是满满民国优雅风情扑面。

再参考一下他们的工资，就更能体会在民国初期用大洋，是怎样的“幸福”：民国的正教授，月薪三百到四百大洋，普通教授月薪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。报馆的名家主笔们，月薪也在二百大洋左右，1918年初出茅庐的茅盾出版一本畅销书，稿费四百块大洋起。1917年入职的胡适，拿着到手的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，激动的给家里写信报喜：“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，不为不多矣。”

而日常消费呢？除了吃饭之外，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有十七间房且黄金地段的四合院，租金只需二十块大洋。就算是买房，1925年在北京西直门大街买一套有四十间房，且“带电灯、电话、花房、车马”的豪宅，全款也就五千五百大洋，相当于大学正教授最多十八个月的薪水。对于北洋时代的精英们来说，就算不赚外快只吃“死工资”，这大洋，也是躺着花都花不完。

如此“躺着花都花不完”的幸福生活，也变成了多少“民国剧”里的风花雪月，更叫多少票友们热情憧憬：这民国的风情生活，真是这么“工资高物价低”？别忙，瞅瞅其他各阶层的收益。

就比如同为教师，比起高工资的大学老师们来，占北洋教师数量百分之九十的小学教师们，又有多“富裕”？学者裴毅然考证，在北洋时代教育发达的河北省，小学教师“法定最低月薪”是十六块大洋，实际大多四五块大洋。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等东南省份，小学教师月薪七、八块大洋都是常事，还常被政府拖欠。这鲜明对比，也就造成了咄咄怪事：一边是“大师”云集，另一边是文盲遍地，中国的文盲率，长期保持在80%的“高水平”。

教师收入都如此悬殊，那么其他行业呢？一位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，就曾在回忆录里写下辛酸的一幕：1917年，16岁的他在河北阜平县一家小店里，当了一年学徒工。年尾拿到了三块大洋。当时的他十分高兴，因为“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”。小学徒工辛苦一年，也就能挣出年轻教授们十天的饭钱。

那工人们呢？就以北洋时代工人里“高收入”的北京铁路工人来说，以民国《交通史路政编》的统计，北洋时代北京铁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资，约为127块大洋。而1918年清华教员狄登麦调查：当时北京城的五口之家，每年的最低生活费是100块大洋。这“年薪”，真不富裕。

而放在北洋时代作为“冒险家乐园”的上海呢？对于上海工人们来说，这“不富裕”恐怕都是奢求：以《上海市政府公报》的统计，上海工人的工资，多在10至25块大洋左右，开支却大得多，租房等开支都各种贵。比如工人租的“上等住屋”，都是四五家合租一套，四五口人挤一屋，卫生条件“污水垢物……狼藉满地”。这还是“上等”的。

如此环境，怎能不疾病丛生？可看一次门诊就要花一块大洋，急诊要十块大洋。大多数时候生病，工人都是硬扛。以当时“社会局”的调查：当时上海的公认家庭，三分之二都是入不敷出。每个工人家庭每年的药费开支，只有不到两块大洋。一块大洋对于他们来说，有时真能救命。

而要论更艰难的，莫过于那个时代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们。

就以河南的佃农们来说，北洋时代的河南，每亩地的地租在三块大洋至十二块大洋之间。放在“大学工资”里，这钱不算啥。可对于佃农们来说，这却是笔沉重负担。而且当时河南流行“死分收”，就是别管收成如何，租金必须要提前交。苦佃农们辛苦一年，基本就剩不下什么钱。那就外出打零工？当时各地的农村雇工，工钱最多就是每天一角大洋，比起城市产业工人来，都是差距巨大。

当然，对于北洋时代的各位当权者，那些常在文学作品里“开明”“爱国”的“大帅”们来说。一块大洋当然不算什么钱。以曹汝霖《民初外交回忆》记载，当时北洋政府每月开支两千万元，但月收入只有1200万元。除了拉饥荒，还拼命扩充军费：一九一九年的民国军费，就高达二点一七亿大洋——主要是老百姓买单。

所以，就是在号称“民族工业短暂春天”的北洋时代，“大帅”们的横征暴敛也从没停：江苏的田赋七年增长一倍，附加税增加五倍。河南的捐税多达五十四种，田赋从1920年起开始“预征”，每年都把后几年的田赋一并征完。吴佩孚还在河南强制种鸦片，每亩收税八块大洋。那正处于“春天”的民族工商业呢？单是天津曾经发达的面粉业，就在北洋重税下大半倒闭。上海烟酒总会还算了笔账：一坛烧酒从上海运到北京，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税。一担烟丝从福建运到浙江，就要被压榨三十多元捐税。这“春天”有多繁华？可以想。

当然，在这“春天”里，民国“名流”们的财也不少发，1920年旱灾，直系军阀曹锟亲手搂走了300万大洋的救灾款。军阀赵倜祸害河南八年，搂走的钱款就有四千多万大洋。对于他们来讲，一块大洋虽然不算多少钱，但也绝不会轻易花到老百姓头上——北洋时代以城市污秽著称，要改善城市环境，平均给每个老百姓每年花一块五毛大洋就可以。可实际上，这么一笔“小钱”，北洋政府都捏着荷包——民国各城市的公共卫生开支，最多只占政府开支的百分之七，均摊到每个市民身上，竟不到一元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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